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即《双十协定》公布后的第一天，蒋介石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了一份密令：

　　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剿匪手本》，在蒋介石本人看来，是如《葵花宝典》一样的克敌制胜法宝。然而，为何屡试不灵呢？原因就差那么一句，“欲练此功，必先自宫”。

　　国民党军官如果不贪财、不贪色了，那就一定功力大增。蒋介石退到台湾后，才恍然大悟，感叹：国民党军不是败给中共军队，而是败给他们的姨太太。

　　可惜，知道得太晚了。早知道的话，也不需要什么美式装备，每军每师每团配一把剃刀、配个军医就行了，把军长、师长、旅长、团长先阉了。

　　十一月九日和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分别召开军事会议和复员整军会议。各地重要将领到重庆参加这两个会议。会议经过几天的讨论研究，决定了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要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清剿，以期“根绝匪患”。这个计划分三步行动：第一步控制苏北、皖北和山东，打通津浦路、平汉路；第二步集中重兵于平、津，“扫荡”华北；第三步打通平绥路，占领察、绥。

　　此次会议还决定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活动的地区划分为“第一收复区”和“第二收复区”。前者主要指中共军队根据双十协定正在撤离的广东以及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湘粤边地区，会议决定要对这些地区加紧进行“围剿”和“清剿”，以期彻底肃清“匪患”。后者主要指长江以北，包括华北、西北等广大地区，会议决定在这些地区依据铁道干线的走向划分为六个“剿匪区”，各设一个指挥机构，即是后来建立的郑州、徐州、西安、太原四个绥靖公署和北平、西北两个行营。

　　此次会议最显著的特征是，蒋介石一改八年来称呼，一脸嫌恶地用“共匪”来称呼“共党”，“现在第一收复区里面共匪的主力，虽已渡江北窜，但一定还有不少的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颗种子。否则，如果我们疏忽大意，大部分的军队都已北上，而已经收复的地区又让共匪蔓延，则一旦共匪的主力南窜，里应外合，所有的收复区又将变为匪区了。”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基本应对办法是，言语上你骂我“共匪”，我骂你“蒋匪”，行动上则以战促和。

　　十月二十日，回到延安的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示指出：

　　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这是我党既定方针，也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这在双十重庆协定上已经规定下来。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这一不可避免与已经到来的当前形势，我党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目前斗争的胜利愈伟大，和平实现的时间将愈迅速，愈对全中国人民有利。因此各解放区应以多年来组织起来的力量，并继续迅速组织我们的力量，全部使用到今后六个月的斗争中去，争取这一斗争的伟大胜利，因为这是中国新的历史阶段中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此时国共实力对比，依然是国民党军强，共产党军弱。因此，为达到以战促和目的，毛泽东强调，对付国民党军进攻一定要遵守两个基本原则：第一是自卫的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第二是胜利的原则，即“不要浪打，打则必胜”。

　　到了十一月中旬，毛泽东终于病倒了。毛泽东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他要求用冷湿毛巾敷头，照做了，却无济于事。

　　这是个中医诊不准，西医测不了的病。于是，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会诊了毛泽东的病情，大家经过热烈讨论，最终得出结论是，“精神疲劳”。

　　治疗这种病的药方，就是不要再动脑子了。

　　此后，由刘少奇暂代其工作。

　　毛泽东在休养期间，摆脱了繁杂的电文，但并没有停止思考。此时，东北问题是最牵动其神经的大问题。毛泽东细细梳理二十年革命历程，想从中找出解决东北问题的良法，最终发现，只有一贴膏药：建立根据地。这是百贴百灵的膏药，哪痛贴哪。

　　当然，令中共高层殚精竭虑的不仅是东北问题，中原问题也迫在眉睫。

　　十月，八路军第三五九旅、河南(嵩岳)军区和新四军第五师在桐柏地区会师，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下辖江汉、鄂东、河南三个军区和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同时王定烈率领的冀鲁豫水东八团等中共领导的部队与上述三大主力会师，使中原军区部队很快发展到六万余人。主要活动于桐柏山、大洪山、大悟山地区，纵贯河南、湖北、安徽三省，扼制着国民党军北进、东进。

　　此后，蒋介石调集了国民党军三十多万部队，将在国民党军腹心区的中原部队，重重包围在方圆仅二百华里的鄂豫交界处的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地区，逐步压缩进逼，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

　　就在这么窄小的区域内，聚集着中原军区数万人的野战部队和家属，还有四十万老百姓。同时，由于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中原军区的给养越来越困难。征集粮食的次数越来越多，老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民间的抱怨之声难免越来越难听。国民党军控制了大大小小可能运输粮食的通道；在边沿地区故意抬高粮价，吸引解放区粮食外流。解放区派出去的粮食采购人员，很少有能回得来的，绝大部分被国民党特务识破而遭杀害。

　　中原军区部队坚决遵守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自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三日午夜停战令生效时起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

　　一月二十一日，军调处新成立的负责调处中原战事的第九执行小组（又称汉口小组）抵达汉口，即于二十三日前往罗山县城，召集国共双方代表进行谈判。中共方面指派王震以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身份，代表中原军区前去谈判。国民党军队参加谈判的代表是第四十七军军长陈鼎勋、第六十六军军长宋瑞珂。经过谈判，最后达成了一项由王震、陈鼎勋、宋瑞珂和第九执行小组三方代表邓为仁、薛子正、福特共同签署的《罗山协议》。其要点是：一、严格遵行一月十日停战协议；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军队，得在其所驻地区之间运输给养，国民党军队不得阻挠干涉；三、双方军队在国共问题整个解决之前，均停于现在地区，不得向对方前进，唯无武器的运输部队除外；四、本协议应用于正规军、非正规军与民兵；五、本协议在上峰未另有规定以前，签字人双方共同遵守。

　　罗山谈判结束，王震应第九执行小组的邀约，随同他们抵达汉口，力图打破封锁。王震到达汉口不久，接到军事调处执行部代表叶剑英的电报，命他前往北平汇报工作。王震飞抵北平后，叶剑英听了他的汇报，深感中原形势严重。他同王震详谈了当前总的形势，并且根据中共中央方针研究了中原地区的斗争策略。

　　一月二十六日，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并叶剑英：中原现状对我极为不利，数万人的给养已到无米为炊的程度。我们提议将这个问题个别谈判，早日将主力移动一部到华北，并请王震就近提出报告。次日，中原局再电叶剑英、王震：中原平汉路西的大部分地区至今仍未停战，国民党军限期二月底“肃清”我游击部队，要求停战执行小组前来解决路西停战问题。经叶剑英与美、蒋代表商谈，敦促第九执行小组前往军调处。王震即离开北平飞返汉口。

　　一月二十九日，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三方代表前往礼山县吕王城，与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会谈。达成《中原临时停战协议》，重申履行《罗山协议》。

　　国民党军采取的一种策略是，饥饿围困！显然，蒋介石已经将这六万部队视作囊中之物，当作人质要挟中共，这与当初对付皖南新四军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这回国民党学聪明了，不是一口吃掉。

　　为了军事主力能生存下去，郑位三请示中央后，决定尽量向外转移非战斗人员。第一种必须转移的人员是各县基层干部。方法是混在难民中，冒充难民通过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线。此时适逢因黄河决口而流离长江流域的难民到了返乡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专门开辟了一条北返的通道，让其尽快返乡以免在外生事。还有一种方法是利用假身份混出去。中原局制造了大量的外国通讯社记者证、国统区百姓身份证、国民党军官证。组织部门设置了化妆转移站，召集具有敌后工作经验的同志传授化妆技巧，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年龄、相貌、地方口音、气质来精心设计其身份；同时还编定一套履历，做得无懈可击。就这样，有五百多位基层干部成功地转移了出去。

　　相当数量的伤病员也得转移出去。尽管疏散这类人员是《汉口协议》中规定国民政府一方必须协助的，并且有美方人员监督，但依旧困难重重。国民党方面故意在沿途设置障碍，或者蓄意刁难。中原局的伤病人员在国民党方面规定的广水车站集合。上车的时候，国民党军警林立。美方医生在军统人员配合下登车对伤病员进行筛查。有不少装扮成夫妻的伤病员，如果一方还可以走路，就会被美方医生勒令下车，不许疏散。约莫有四百多人被筛查出不合疏散条件而被赶下车，回到铁桶似的包围圈里。

　　三月一日至十七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

　　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在政协会议通过改组政府的决议之后，在一党训政体制行将瓦解的政治背景下，在军队整编的社会背景下召开的。不仅掌控党务的CC派，就连军方也都存在着强烈的大权即将旁落的危机感，使国民党内的情绪普遍地激动起来。

　　此前结束的政协会议共有五项决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改组案，因为该案直接关系到训政体制的废除。该案由于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对华声明的重要内容，以CC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不好反扑，只好将反扑突破口选择在政协宪草修改原则。

　　国民党右翼势力称，政协宪草原则中关于省得制定省宪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的有关规定。《建国大纲》规定县为自治单位，省为中央与县之间的联络机构，因此省不是自治单位，省不能制定省宪。

　　其结果就是，省治就成为一句空话。

　　为何会有如此荒唐规定？这是因为当时南方普遍实行据省自治或联省自治，而寄人篱下的孙中山本人是反对联省自治的，因此做了如此规定。

　　这就是孙中山与陈炯明大战的根本原因。

　　另外，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的条款，违反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学说，五权宪法是三民主义的核心部分，违反了五权宪法也就违反了三民主义。

　　按照美式民主，政治上必须三权分立，即司法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的相对独立。孙中山发明创造的五权宪法，是在行政、司法、立法基础上，增加考试、监察二项。

　　在孙中山看来，西方民主多党制民主体系下官吏有由选举得来的，有由委任得来的。从选举上说，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结国民，运动选举，那些学问思想高尚的，反都因讷于口才，没有人去物色他，所以在国家机构中，往往有投机倒把、愚蠢无知的官员夹杂在内。就委任上来说，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统领进退的，所以西式民主政治腐败散漫。所以，孙中山主张加设考试院，以此作为选拔人才的机构。这就相当于承袭了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

　　西式民主的政治中，立法机构兼行使监督，因此生出无数的弊病。比方美国议会有监察权，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常常成为议会的工具。因此，孙中山将监察权从立法机构独立出来，设立监察院。这相当于封建社会的御史台。

　　一九三六年出台的“五五宪草”，大幅扩张了总统的权力，把五院的实际控制权全部纳入总统的统一领导之下，彻底消解了五权之间互相制衡的设计初衷，让五权分立变成了五权分工服务于领袖权威。

　　蒋介石为了独裁，当然不止于大权独揽的五权宪法，还建立了相当于明朝东厂、西厂的军统、中统特务机构。

　　因此，五权宪法和特务机构，是对民主的最大限制。

　　国民党右派就紧紧捧着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用三民主义的所谓条条框框来反对政协宪草修改原则。

　　此外，国民党右翼势力利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向蒋介石发难，以逼迫蒋介石在政治上妥协。原来，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关条款，外蒙古已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宣布独立。

　　蒋介石在会议前即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抛开国家的民主化来谈“军令与政令的统一”，对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妥筹补救”。会议根据这个调子，通过了一系列推翻政协决议案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政协所决定的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五五宪草’中的独裁原则。”

　　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三月十八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决议动摇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试图从党内否决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正是为推翻国家民主化走出重要一步，是国共关系由合作走向破裂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