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重庆方面为应对新的形势，先后改组和新建了六个行营：西南区的重庆行营，行营主任何应钦；华南区的广州行营，行营主任张发奎；西北行营，行营主任张治中；华北区的北平行营，行营主任李宗仁；华中区的武汉行营，行营主任程潜；东北区的东北行营，行营主任熊式辉。

　　国民党抗战时的各战区则改制为“绥靖公署”，其中第一战区更名为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第二战区更名为太原绥署（主任阎锡山）、第三战区更名为徐州绥署（主任薛岳）、第五战区更名为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第七战区更名为衢州绥署（主任余汉谋）、第十一战区更名为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第十二战区更名为张垣绥署（主任傅作义）。另外，原第四战区、第九战区、第十战区和两个游击战区被撤销，第六战区并入“武汉行营”，第八战区并入“西北行营”，这就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的基本作战序列。同时，各守备部队组建“绥靖区”。

　　所谓行营，其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像似军事委员会分会，主管各大区军事，但实际上，在蒋介石军事独裁情况下，即中央军事委员会统揽一切情况下，行营就是一个空架子。

　　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日寇宣布投降刚刚半个月，李宗仁就从汉中行营调任北平行营主任。从偏处汉中一跃而进到“古都”北平，执掌第十一、第十二战区，统辖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热河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辖区内一切军、政、党的设施俱得听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

　　一时间，李宗仁看似权倾华北。

　　十月二十六日，李宗仁风风光光地乘坐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在六架战斗机护航下抵达北平，并公开发表谈话，声称将“使华北成为民族复兴之重镇”。但很快他就发现，这个规模空前的北平行营实际上是蒋介石为了安置他而设的一个空壳子，当初他在汉中行营他还能指挥一个营的警卫部队，但在这里，他连调拨二十支步枪都做不了主。

　　惯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设置北平行营，将李宗仁“捧得高高在上，负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使行营变成“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机构：

　　其一，任命孙连仲为北平行营副主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主席，统率三个军坐镇保定，省政府也设在保定，长官部却设在北平，实际上掌握了北平行营的军政指挥实权。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辖察哈尔、绥远两省。傅是抗战爆发后被蒋介石成功从阎锡山的晋绥系分化出来的，现在已经形成独立派系。这两个新兴的实力派在军事上绝不可能让李宗仁染指，这就剥夺了李宗仁对河北、绥远、察哈尔三省的控制权。此外，山东被蒋介石的亲信、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掌控，热河省又被划给了东北行营，因此北平行营的五省三市，其实哪个省市也管不了。

　　其二，北平行营仅仅名义上是“华北军政最高官署”，蒋介石也曾电令中央在华北接收的各级机关要听从行营主任的命令行事，但这些只是敷衍李宗仁面子的虚文，实际上战区司令长官受军事委员会的直接统辖，而各省市政府又必须听从行政院的命令。

　　不久，全国各行营又先后改称为“行辕”。

　　所谓“行辕”，全称是“国民政府主席某地行辕”。内战爆发后，为加强某一大区的军政统一领导，将若干单纯主管军事的行营更改为“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它与行营的区别在于不再仅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而是代表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

　　看似扩大了权力，然而，依然不能改变军事、行政统归中央的局面，李宗仁依然是一个掌管印章的保管员。

　　所以，华北五省实际上是各自为政、各自独战状态。

　　当蒋介石亲自致电傅作义，要求其出兵解救大同时，傅作义的理由很简单，大同属于太原绥靖公署管辖，跨区作战不仅涉及一系列的麻烦，比如后勤补给、物资供应等等，更加不好的是打乱建制。

　　蒋介石气得大声呵斥道：“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同被共军夺去吧？”

　　傅作义沉默不语。

　　于是，蒋介石只好将大同划归傅作义绥靖区下，归其管辖。如此一来，无论胜败，阎锡山都将失去了煤都大同。

　　接到蒋介石电令之后，阎锡山拍着大腿，咬牙切齿地说道：“我早就说了，中央靠不住，靠不住啊！”

　　接到蒋的许诺后，傅作义召集其亲信部将，董其武、孙兰峰、郭景云、安春山、杨维垣，刘春方，刘万春及团以上全部军官到归绥出席秘密军事会议。

　　这个会议足足开了七天。

　　为了防止泄密，所有开会军官都关在营中，不准回家食宿，更不许与外人接触。

　　会后，不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傅作义派出参谋长李世杰亲赴庐山，向蒋汇报行动计划：“傅主任此次举措，乃‘围魏救赵’之计。我部发三路人马，北路由陶林兵进集宁，南路出归绥攻凉城，中路出归绥攻卓资。三路人马中以中路为实，两翼是虚，仅为疑兵。取卓资、围集宁必致大同共军分兵北援。只要我部打掉增援共军，大同困境，自然缓解。”说到这，李世杰停了下来。

　　蒋介石听后极为满意。

　　李世杰又转傅作义的话，“请委座保密，不可让任何人知晓此计划，否则就不灵了。”

　　九月三日，傅作义派其头号战将，暂三军军长董其武率主力暂三军（欠暂十师）之暂十一师，暂十七师，及第三十五军安春山之新三十一师共一万三千人，由中路出动；孙兰峰之骑兵主力共三千余人由北线出动。两军为一线进攻部队。三十五军郭景云之一零一师，李铭鼎新三十二师、卫景林的机动部队，刘春方骑四师为二线部队，随后增援。共三万二千人左右。

　　此时，我野战军机动部队在大同北部、西北部丰镇、凉城一线机动防御，防止傅作义部来援。

　　对于丰镇以北的集宁（今乌兰察布），防守兵力较为薄弱。

　　傅作义进攻目标正是集宁，攻占之后，向南可驰援大同，向东可进攻我晋察冀首府张家口。

　　暂三军（暂十一师、暂十七师）经福生庄向卓资进发，新三十一师由陶林向卓资东北挺进，两军会师后，由暂三军暂十七师与新三十一师对卓资山进行东西夹击。第三十五军第一零一师及机动部队随后跟进，准备支援。北线敌之骑兵迂回进攻集宁西北之大小土城，威胁侧翼。南线敌之骑四旅攻占卓资山之外围据点毫切。

　　卓资扼傅军出援之门户，首当其冲，责任重大。守卫卓资的是王尚荣的独一旅，任务是要坚守三天，等待援军。其部署是：以二团配置在卓资山以西山顶高地组织防御；三十五团三营在卓资山东北高地组织防御，团主力配置在大、小南沟为第二梯队，准备向西山顶等地实行反冲击；七一四团主力为机动兵力，一个连在西南高地掩护二团侧翼。

　　九月五日拂晓前，傅部以三个师兵力，在一个炮团强大炮火掩护下，向卓资山阵地发动猛攻。

　　到中午十二时许，西山顶二营阵地失守，教导员王承烈牺牲。特务连和三连发动反突击，阻敌扩展。北线敌占领头道沟东面高地后，迅速向卓资山南实施迂回包围。沿铁路南侧进攻之敌也突破一营阵地，从西面向卓资山实施迂回包围。七一四团主力过远，来不及增援。旅长王尚荣不得不在敌合围之前主动向东南方向撤走，以免被包围消灭。

　　原定守三天，实际只守了八个小时，且伤亡五百余人。

　　野战军前线总指挥张宗逊原来估计，独一旅可以守三天，没想到那么快失守，增援部队两个旅还在路上，卓资已失守。

　　敌占卓资山后，我军还是没有判断清楚敌之主攻方向。中央军委电报估计敌军可能有三种动向：一，待在卓资山不动；二，向凉城推进；三，进攻集宁。

　　第二种可能最大，因凉城、丰镇为敌之主要增援路线，于是野战军前指决定在凉城附近麦胡图集中主力以观其发展。

　　九月七日，傅之主力暂三军之暂十一，十七师，三十五军新三十一师经平绥铁路以北的火石坝秘密东进。八日，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隐蔽集结。

　　迟至八日晚，我军才获悉敌军东进。

　　这时，晋绥、晋察冀两军区决定，令我军主力增援集宁，计有三五八旅，独一旅，陈正湘四纵队两个旅，教导旅，并令杨苏一纵队除留一个旅守延庆，另两个旅迅速赶来增援，骑兵旅，独立第三旅特务团，绥蒙军区第七团，骑兵团等全部赶往集宁，对集宁城下敌军形成绝对优势。仅留杨成武纵队和地方部队继续围攻大同。

　　我军共集中八个旅，四万多人，配合集宁守军，准备歼灭来犯之敌。

　　黄新廷的三五八旅进至八英滩，和卓资撤下的独一旅靠拢，李湘的教导旅、二纵萧应堂的四旅进至八英滩附近的三股泉，四纵邱蔚十一旅进至苏集车站，一纵两个旅到达集宁城东。

　　集宁我守军为绥蒙军区第五团、第九团和绥蒙军区警卫营及晋绥军区独立第三旅第二十七团，共三个团加一个营兵力，由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哲及政委乌兰夫指挥。

　　集宁城壕既深且宽，城墙上配置交叉火力网点。在城外，我军又控制了老虎山、卧龙山等制高点，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九月十日，敌暂十一师、十七师、新三十一师，在空军配合下，向我城外守军发动进攻，首先向城西、北面阵地发起猛攻，先后攻占卧龙山、南营房，逼近城垣。我守军拼死抵抗，给敌以重大杀伤，敌新三十一师九十二团团长孙英年重伤、两个营长死亡。但敌不顾伤亡，全力进攻。战至夜，守军全部退入城内。

　　我援军趁敌攻集宁之际，于十一日，从三面对敌军形成反包围，夺回了卧龙山以南阵地和土城村高地，傅部三个主力师万余人，前有坚城，后有围兵，危在旦夕。

　　此时董其武只有孤注一掷拿下集宁城，固守待援，于是，对西、南两面猛攻集宁，遭我守军顽强抵抗，未能得逞。于是，企图西撤，退路已被我援军截断，被迫固守集宁西北狭小地区。

　　作义见情况危急，于十一日上午拟急电三封，第一封给董其武，第二封给刘春方骑兵师，第三封给孙兰峰骑兵师。

　　傅作义三封电报，一让董其武不要死守，而是拿下集宁城；二让骑四师从西南方向包抄集宁；三让孙兰峰骑兵师向东迂回攻击。

　　此外，傅作义还让殿后部队郭景云第一零一师进攻我包围部队。

　　当日晚六时，我野战军全部主力向董其武部发起总攻，经激战，至十二日晨，攻占了三岔口、脑包山、玻璃图、天门山、石灰山等要点及卧龙山阵地一部，歼暂十一师大部、暂十七师第三团共五千余人，其中俘两千，将新三十一师、暂十一、十七师残部压缩在卧龙山山脚下及西南营狭小地区，并袭击了暂三军司令部和暂十七师司令部，摧毁了电台，敌军只剩三十一师一部电台，形势岌岌可危。

　　十二日白天，由于我攻击部队伤亡较大，没有连续进攻，以致给予敌喘息之机。

　　因为情况危急，董其武部只有拿下集宁，才能转危为安，暂十一师师长杨维垣当着全体军官、士兵之面，拿起军刀切下自己两段手指，举着鲜血淋淋的手指，说道：“有敢畏缩不前者，有如此指！”在此激励下，官兵无不拼死相搏。

　　结果，在我包围部队停止攻击之后，傅部三个师从拂晓开始，各主攻部队全线进攻集宁。

　　在空军掩护之下，中午过后，新三十一师九十三团首先从东南角突破，进入城内，与我守军展开巷战，后续部队亦蜂拥进城。随后，暂十一师亦由西南角突破攻进城内。

　　在此十分危急之下，张宗逊仅急调杨苏纵队一旅一团进城参战。

　　下午十六时，我野战军开始对集宁城内外敌军发起总进攻。但就在这时，郭景云的一零一师凶猛来援。张宗逊遂决定停止已开始的对集宁内外傅军围歼，转而抽调大部主力，西出大脑包山，以首先歼灭援军一零一师。只留四纵十一旅和城内守军与董其武部巷战。

　　十三日晨，董部趁我军主力西去打援，又重新恢复了卧龙山、天门山、石灰山等阵地，并向小脑包山攻击，以策应一零一师东进，夹击我打援部队。

　　分兵的结果是形不成优势兵力，既未能战胜一零一师，又未能将董部逐出城外。

　　我阻敌部队与郭景云一零一师在东土坑山激烈交战之际，我野战军主力奉命赶去增援，大队正隔着山运动。敌一零一师进攻山顶守军时，由于步兵进攻接近山顶，炮火须延伸射击，但因炮位低，距离近、山顶高，瞄准仰角必须加大，而仰角加大，炮弹即超越山顶而过。这样的越山炮弹，竟打了百多发。急得郭景云直跺脚，厉声命令炮兵，立刻修正角度，再把炮弹打过山顶，就要枪毙。然而，这些越过山顶的炮弹误打误撞恰巧落在我增援部队中。野战军前指又误认为是傅作义大部队到，有腹背受敌之危险，于是命令增援部队撤退。

　　中午十二时，敌三十五军李铭鼎新三十二师，骑四师尾随一零一师前来增援，向我军阵地猛攻，此时我野战军已决定撤退，敌遂发动追击。

　　集宁守军经一天多巷战，伤亡惨重，无法再战，下午三点左右，董其武派城外部分援军进城与城内军会合，攻击更猛烈，并集中炮火向守军主阵地电话局猛攻，同时以一个营兵力迂回进攻电话局后方车站，晚上八点左右，城内大部分阵地失守，到十三日晚上十点，实在无法再守，撤出战斗，转移城外，进入山区。

　　攻占集宁后，傅即派出援军向大同增援。大同亦无法再攻，杨成武纵队不得不于九月十六日撤围大同。

　　傅作义以弱势兵力攻集宁，解大同之围魏救赵战术达到目的。

　　战后，傅作义对集宁战役进行检讨，他说：“集宁会战，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零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军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十二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一零一师，这是共军失败的原因。如果他那天晚上去攻新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围城打援，是围敌城攻敌援。而集宁战役，是解敌围，用“围城打援”生搬硬套地用于集宁，以致顾此失彼。

　　集宁失利，大同撤围，导致了晋绥、晋察冀解放区形势急剧恶化，进而影响陕甘宁边区，使胡宗南得以无后顾之忧进兵延安，给中央造成极大麻烦，此为华北关键战役。

　　九月二十日，傅作义在《奋斗日报》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

　　中央社察绥二十日电：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电文如下：延安毛泽东先生，溯自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你们大举进攻绥包，放出内战第一枪，愚鲁如我者，当时还以为这是你们一时的或一部分的冲动，决不会成为你们党的政策，故曾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致电先生，作坦白恳切的呼吁。但这一年的惨痛事实，竟证明这是你们经过长期准备的计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因而和平商谈永无结果，而全面战事乃日益扩大。大同，政府以和平解决的努力、均告绝望之后，本战区国军才迫不得已采取行动，救援大同，但这是悲痛的，并不是快意的，其目的仅仅在于解救大同之围，解救大同二万军民。然你们相信武力万能，调集了十七个旅，五十一个团之众，企图在集宁歼灭国军，城郊野战和惨烈巷战，继续达四昼夜，最后你们终于溃败了。

　　当你们溃退的前一天，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实，立刻给了一个无情的证明，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以及张宗逊、陈正湘、姚哲等的全部主力。我不相信这是一军事上的胜利，因为诚如你们所说，本战区国军武器最劣，人数最少，战力最弱，而好战心理更不如你们，虽然失败，似乎是应该的。但我们没有失败，失败的却是你们，所以这不是一个军事上的胜利，而必须称之为人民意志上的胜利。在这次战役中，你们摆在战场的尸体，至少在二万人以上，我们流着眼泪，已经将他们掩埋了。你们在溃退途中，因恐怖国军追击，竟至拼命奔逃，口鼻冒血，倒身路旁者比比皆是，这是一幅如何悲惨的画面，我不禁要问是谁杀死了他们。我按住心口问我自己，如果作战是为了我个人的私欲，或一个人的私利，那么是我杀了他们，我是一个最大的罪人，我应该遭受天谴。如果他们是在你的错误指导之下逞兵猖乱祸国害民，那就是你杀死了他们，在夜阑人静时，你应受到责备，受到全国人民的惩罚。

　　毛泽东、朱德看了这份电文后，不是破口大骂，而是互相对视。

　　朱德特将此电分发晋察冀、晋绥军区全体将士一份，按朱总司令的说法是，“请将不如激将”——知耻而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