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六日，何应钦发布命令，将中国战区划分为十六个受降区、一百处缴械点。

　　北越区：中国战区以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越南在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

　　广州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为受降主官，接受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地区；

　　汕头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曲江潮汕地区；

　　长衡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四方面军王耀武司令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长衡地区；

　　江西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江西地区；

　　浙江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

　　沪宁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上海、南京地区；

　　湖北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武汉、沙市、宜昌地区；

　　徐蚌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徐州、海州、蚌埠、安庆地区；

　　平津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地区；

　　山西省：中国战区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山西省；

　　洛阳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郑州、开封、新乡；

　　郾城襄樊地区：中国战区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郾城、襄阳、樊城地区；

　　山东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山东地区；

　　热察绥三省地区：中国战区以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地区；

　　台湾地区：中国战区以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为受降主官，负责接受台湾地区。

　　即十六个受降区、一百处缴械点，竟然没有一处缴械点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当然，桂系也无受降区。

　　日军投降，白崇禧急不可耐地将桂系第七军开往南京时，被蒋介石叫停，蒋介石就近准备让第三战区派出一军前往南京受降。然而，第三战区竟然凑不出一支威武之师——八年抗战该战区无一胜绩，只好计划将廖耀湘新六军从湖南空降到南京。

　　情况万分紧急，但此时延安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从延安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近八百公里，步行要经过黄河天险、黄土高原和晋南山地的沟壑，还须冒险穿过国民党占领区的道道封锁线。

　　八月二十四日晚间，党中央、毛泽东作出一个重大的决定：秘密让黄华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鲍瑞德上校联系，让他派一架运输机。于是，中央外事组与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举办了一次气氛十分活跃、融洽的聚会。中间休息时，叶剑英、杨尚昆不露声色地同美军观察组负责人提及了这件事。因为是试探，叶剑英、杨尚昆自然没有将这批指挥员的姓名、职务及其他有关情况透露出去。没想到，美军观察组负责人竟连他的上司都没有请示，更无意继续探问，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毛泽东对即将远行的同志们握手告别，依依难舍，因为不久之后，他也要去重庆，能不能回来就看蒋介石心情好坏了。

　　八月二十五日九时，各将领陆续抵达机场，没有警卫员，没有送行人员。看上去，这是一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搭载行为，就像是农民进城搭载运砖拖拉机一样。

　　道格拉斯货运机，属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一般每周或半个月在西安和延安之间往返一次，为观察组运送东西。飞机机身为绿色，舱门矮小，且由于长期使用，门已关不严实，飞行过程中像鼓风机。飞机有两个螺旋桨，但起飞时需要靠人推动才能启动发动机。机舱板是弧形的，乘客坐在机身两侧的条凳上，座位是简陋的铁架子，人坐在上面直不起腰，抬不起头。

　　搭这样的飞机，胆子小的没起飞就要被吓尿了。

　　开飞机的美国师傅怎么也没有想到他飞机上坐的是足以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世界的乘客。这些弯着腰的乘客分别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陈赓、萧劲光、杨得志、邓华、陈锡联、陈再道、李天佑、宋时轮、王近山、聂鹤亭、江华、傅秋涛、邓克明。

　　登机前，前来送行的杨尚昆夫人李伯钊提议给大家照张合影留念。陈毅口无遮拦地说：“要是我们摔下来了，将来就用这张照片开追悼会吧！”

　　事后，当国民党谍报人员呈报美机运送人员名单时，蒋介石惜叹不已，如果令阎老西炮轰，若击中该机，这内战就不必打了。

　　飞机飞得很低，山川阡陌，村庄农舍，历历在目。但是谁也听不清谁说什么话。在巨大的气流冲击下，飞机歪歪斜斜飞越大蟒串行似的黄河，飞越像无数个大鳄鱼爬行一样的吕梁山脉，飞到太行山南麓晋东南的黎城县的长凝临时机场，降落了。

　　走出飞机，陈毅对大家说道：“看来马克思是不要我们的喽！”

　　晋冀鲁豫军区的参谋长李达带一个排的骑兵到机场迎接。 然后，李达把这批首长护送到了河北涉县西侧依山傍水的一个十分隐蔽的小山村赤岸。一队骑兵在野花盛开的山脚下漳河边的小石子路上小跑而过。马队灰尘不起，“哒哒哒”地敲着山路，进入依山而建的赤岸村，往左有一条用不整齐的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右侧的石阶上一幢典型的土墙瓦房四合院，院内南北东三座房屋，院里栽着两棵丁香树。

　　这里就是刘伯承、邓小平的一二九师司令部所在地。

　　刘、邓立即让司令部回电延安，报告飞机安全落地。又让司令部管理科把各位将领先安排到招待所休息。然后杀猪、宰鸡、焖大米饭，烧了粉条豆腐大锅菜，还用当地土酒招待一番，除林彪滴酒未沾外，大家都喝酒壮行。

　　饭后，李达就将刘邓二位首长拉到作战室去了，苦着脸说道：“阎锡山逼得实在是太紧了，怎么办？”

　　刘伯承答道：“打，狠狠地打！”

　　邓小平一旁说道：“主席说了，我们打得越好，他在重庆就越安全，谈得就越好。”

　　李达一听，吓了一大跳，惊问道：“主席要去重庆？那不是自投虎口？”

　　邓小平说道：“主席这是去虎口拔牙哦！”

　　刘伯承没有再说话，而是细细地看着作战地图，琢磨着如何将这一仗打好，打得漂亮。

　　当天，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

　　一大批高级将领乘美军运输机飞往晋冀鲁豫前方，毛泽东在窑洞里，心一直悬着。到后半夜，枣园的山野异常静寂，听到几声鸟飞过的叫声。机要秘书李六如报告飞机安全到达，毛泽东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地，这才安心入睡。

　　毛泽东在离开延安前，与刘少奇长谈了一天一夜。毛泽东说：“我在重庆期间，前方后方都必须积极活动，对蒋介石的一切阴谋都要予以揭露，对蒋介石的一切挑衅行为，都必须予以迎头痛击，有机会就吃掉它，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我军的胜利越大，人民群众的活动越积极，我们的处境就越有保障，越安全。须知蒋介石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

　　此时，由于蒋介石先前自己的造势，再加上重庆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推波助澜，重庆，乃至全国的报纸都在高歌颂扬蒋委员长宽大之心、祥和之气、领袖风范，等等。凡蒋介石爱听的话，各报纸绝不吝词！结果是，蒋介石也不需要喝蜜水了，看看报纸就行了。

　　为了表示“诚意”和对“安全”的承诺，蒋介石同意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同去。

　　八月二十七日，赫尔利、张治中飞赴延安，去接毛泽东。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延安。

　　对于延安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毛泽东要去重庆谈判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延安，所有中共高级干部都来到机场送行。

　　时值秋高气爽，但是人们的心情却无比复杂，沉重？失落？忧虑？这是十年来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延安，也是延安的人们第一次离开毛泽东。与蒋介石这样一个人物打交道，人们很难预料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上午八时半，毛泽东准时走出他在枣园的窑洞，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乳白色救护车走去。车是抗战期间南洋华侨捐赠的。

　　突然，毛泽东停住了脚步，转身看着那一排排窑洞，看着陕北高原的晴朗的天空和无垠的黄土地，陷入沉思。

　　周恩来走过来，悄声地说：“主席，时间不早了，走吧！”

　　毛泽东挪动了脚步，周恩来却停住了脚步。他看了毛泽东的头顶，“主席，这帽子好像不太合适，有点小。”

　　毛泽东“噢”了一声。毛泽东在延安一直穿着布鞋和粗棉布衣服，为了这次谈判，叶剑英特地为他买了一双皮鞋，还专门让人在北京订做了一套灰布中山装。帽子还是江青跑到苏联医生阿拉夫那里借的。毛泽东自己也感觉到有点紧。

　　“主席，戴上这顶试试吧。”周恩来摘下自己头上的那顶盔式帽，递给毛泽东。

　　“正好，好像专门为我准备的。那我就夺人所好了。”毛泽东戴上周递过来的帽子，试了试。

　　毛泽东登上救护车，向机场驶去。

　　周恩来所赠之帽，称之“考克帽”，因拿破仑戴过，故又称“拿破仑帽”，孙中山就曾戴过考克帽。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考克帽，并解释道：“主席把考克帽拿在手中，稍有挥动，显示出来则是扭转乾坤的力量。”毛泽东掂掂这顶礼帽，脸上露出笑容，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想得周到得体。我们到重庆，展示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形象，显示出解放区万众一心、无所畏惧的力量。挥动考克帽，显示我们力量。这顶帽子，我戴了。”

　　十一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飞往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

　　虽然蒋介石一再封锁延安消息，但是国民党内部高层无一不知，此次赴渝的是中共第一、第二号人物，是中共灵魂人物。

　　下午，重庆机场。

　　三点三十七分，赫尔利大使的专机才回旋到人们的视线以内。草绿的三引擎巨型机，警卫一面维持秩序，一面也没忘了对准了他的快镜头。美国记者们像打仗似的，拼着全力来捕捉这一镜头。塔斯社社长普金科去年曾参加记者团赴延安，他们也在为“老朋友”毛泽东先生留影。

　　第一个出现在飞机门口的是周恩来，他的在渝朋友们鼓起掌来，他还是穿那一套浅蓝的布制服。到毛泽东、赫尔利、张治中一齐出现的时候，掌声与欢笑声齐作。

　　在机场，毛泽东对中外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先生，五十二岁了，灰色通草帽，灰蓝色的中山装，蓄发，似乎与惯常见过的肖像相似，身材中上，衣服宽大得很，这个在九年前经过四川边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战首都的土地。

　　这里有邵力子、雷震两位先生，这里有周至柔将军，这里有张澜先生，这里有沈钧儒先生，这里有郭沫若先生...多少新交故旧，他们都以极大的安定来迎接这个非凡的情景。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频繁的开麦拉镜头阻拦了他们的去路，张治中部长说：“好了罢。”赫尔利却与毛泽东、周恩来并肩相立，抚着八字银须说：“这是好莱坞！”

　　于是他们作尽姿态被摄入镜头，这个全世界喜欢看的镜头。

　　张部长在汽车旁边劝：“蒋主席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招待毛先生，很凉快的。”结果决定毛先生还是暂住化龙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与山洞歇凉。

　　毛、张、赫、周四人坐了美大使馆二八一九号汽车去张公馆小憩，蒋主席特别拨出一辆二八二三号的篷车给毛先生使用，也随着开回曾家岩五十号了。侍从室组长陈希曾忙得满头大汗。

　　记者像追着看新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载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重庆版《大公报》，作者彭子冈）

　　当毛泽东来渝途中时，蒋介石召集高层召开会议，确定了谈判基本原则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实在不行，就让毛泽东出任新疆省主席！”这是蒋介石开出的最高价码。

　　会后，戴季陶、吴稚辉来到蒋介石面前，说道：“今晚欢迎毛泽东宴会，该给毛泽东当头棒喝，否则，中共定认为重庆无人耶！”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一行举行了欢迎宴会，高官列席，中外记者遍邀。

　　毛泽东与蒋介石将近二十年没有见过面了，当初在广州，蒋介石已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毛泽东则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策划并发动“中山舰事件”， 事件之后，毛泽东痛斥了蒋介石，两人发生过一次争吵。随后，毛泽东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从此，毛泽东离开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离开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那次常委会，到会者既有蒋介石，也有毛泽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在蒋介石开列的被通缉的一百九十三人名单中，毛泽东名列其中。此后，蒋介石的最大军事目标就是剿共、抓住毛泽东，为此花了整整十年时间，不但没有抓到毛泽东，相反，自己反而被手下给“逮”了，差点被送给了毛泽东。直到抗战开始，蒋介石才不公开地高喊“剿共、剿匪”，让毛泽东过了七八年还算安生的日子。

　　阔别十九年之后，蒋、毛在重庆会面，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

　　在宴会大厅上高悬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二人一番寒暄之后，蒋介石对毛泽东说道：“中国能有今日，少不得国父丰功伟绩。陆放温有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值此抗战胜利，我们就一同向国父告祭吧！”

　　于是，国共两党全体人员，面对孙中山先生画像，鞠躬致敬。

　　鞠躬毕，戴季陶上前对毛泽东问道：“国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仅取得了北伐胜利，如今亦取得了抗战胜利，贵党是否也认可三民主义？接受三民主义？”

　　此话一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众人皆肃然，默默地注视着毛泽东。

　　毛泽东微微一笑，说道：“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党自然认可，自然接受。”

　　紧张气氛顿去，大家松了一口气，还未待众人鼓掌，戴季陶又问道：“既然如此，为何贵党仍要坚持共产主义？”

　　气氛变得更加紧张起来，众人都希望蒋介石能出来圆场，但是蒋介石却默然不动。

　　毛泽东还是微微一笑，说道：“若说贵党最了解共产主义的，恐怕是季陶先生吧？”

　　戴季陶笑道：“当初我是研究过共产主义，认为不适合中国，因此断然舍弃，而坚定地走三民主义救国之路。”

　　毛泽东脸色凝重起来，说道：“我记得，季陶先生曾担任过中山先生的秘书，也应该知道中山先生的革命道路。古人云：‘识其一，不知其二。’既然季陶先生问起，那我就不妨说说。为何中山先生革命始终不成功？原因有多方面，但最重要一点是，中山先生将革命主要依靠力量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而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主义国家，资产阶级力量十分薄弱，要依靠资产阶级推翻封建、殖民力量，是力所不能及的。正是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中山先生深化了三民主义思想，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取得了北伐胜利。”

　　戴季陶打断道：“既然你已经承认了是三民主义取得北伐胜利，为何贵党还要与政府背道而驰？”

　　毛泽东转头看着蒋介石，说道：“这就要问委员长为何要背叛中山先生的遗教，舍弃新三民主义，发动脱俄清党了。”

　　蒋介石极为尴尬，正不知如何回答之时，吴稚辉站起来了，说道：“润之，你就说吧，你承认不承认中山先生为国父？”

　　毛泽东笑道：“稚老是光绪十七年举人吧？国父一词，犹如封建王朝的太祖。我们共产党人向来是反封建的，我们不希望出现太祖、太宗这样的封建东西。再者，不仅你们重庆政府尊称中山先生为国父，伪南京政府也称中山先生为国父。我想‘国父’这一称呼，不仅不是对中山先生的尊称，反而是对一生反封建的中山先生的一种侮称。”

　　宴席延续了一个多小时就结束了，蒋介石邀请毛泽东住于林园，毛泽东爽快答应了。

　　林园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的官邸，位于歌乐山双河街，修建于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三年林森因车祸辞世，蒋介石迁居林园，蒋住一号楼，宋美龄住二号楼，三号楼为蒋办公和开会用，林森原居编为四号楼。毛泽东等当晚宿于林园二号楼，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三号楼。

　　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挨着老虎身边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