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即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三天，朱德总司令发布了“第二号命令”：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总司令朱德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八时

　　早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就对全党同志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现在我们这样一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得相当分散，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都是不巩固的，没有工业，有灭亡的危险。所以，我们要争城市，要争那么一个整块的地方。如果我们有了一大块整个的根据地，包括东北在内，就全国范围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基础，有了巩固的基础。

　　“七大”会议结束前一天，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实际上，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早在东北大地播下了革命种子。

　　虽然国民党军占尽了受降的绝对优势，但是八路军却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于是先行一步出兵关外。

　　自古言，得中原者得天下，而对于相对弱势一方来说，东北则是休养生息、备战待敌的好地方！

　　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是共产党军队距离东北最近一支部队。

　　李运昌，河北乐亭人，一九二五年十月，经李大钊推荐，入广州黄埔军校四期学习。同年十一月，十七岁的李运昌被黄埔军校中共党总支转为中共党员，从此开始了他波澜壮阔、浴血奋斗的革命一生！

　　在冀东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李云长，大忠良，骑红马，挎大枪，打日本，捉豺狼。”

　　歌谣中的“李云长”，就是指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

　　一九三八年，冀东抗日联军东返失败之后，李运昌率部返回冀东，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不仅坚持下来了，而且成长壮大，成为了东北、华北结合部“爬山虎”。日军想除除不去，一九三九年，日军开始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一九四四年基本完成，总面积近五万平方公里，包括兴隆、青龙、宽城、承德、滦平、丰宁、平泉、凌源、宁城、隆化、绥中等县，以防止八路军向关外蔓延。

　　接到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后，李运昌连夜召开冀热辽党政军领导人紧急会议。会议在冀东丰润县大旺庄一间平顶砖房中召开，土炕上放着一个油漆脱落的炕桌。李运昌端坐在桌子一头，桌上摆着几只瓷碗和一张电文。在座的有詹才芳、李中权、张明远、彭寿生、朱其文、苏林远、李子光、曾克林等。一字一句念完朱总司令电报之后，李运昌十分激动地说道：“党中央、朱总司令是要我们去端日本鬼子的老窝！”

　　经热烈讨论，决定在冀热辽军区党委和军区司令部的基础上，以李运昌为首成立“东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并将准备开进东北的部队，分别编组为西、中、东三支独立进军的先遣部队。兵分三路，出长城各口以最快的速度，大踏步地向东北进军。其中，西路由第十四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治委员李子光率领第十三团、第十六团一部和北进支队共约二千人，于八月中旬从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承德、围场进军；中路由第十五军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治委员宋诚率领第十一团及青平支队（后改编为第五十一团）共约二千人，于八月十七日经喜峰口、平泉向赤峰前进；东路由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治委员唐凯率领第十二、第十八团和朝鲜支队共约两千五百人，由抚宁台头营叶区出发，经石门寨、绥中，向锦州、沈阳进军。“前方指挥所”随东路部队之后跟进。

　　此时，不少地区日军已停止抵抗。但大批伪军一时尚未全部解除武装，尤其在冀热地区与长城内外，许多伪军仍保持其完整的建制与指挥，固守据点，拒绝向共产党军队缴械投降。其间，在长城内外各地有伪军十九个旅、二十七个“讨伐队”、两个骑兵团及伪华北“治安军”三个团，共约十万人。日伪地方武装也未解体。冀热辽军区部队在进军途中不断与其发生战斗。

　　西路军进抵兴隆地区时，当地伪军第二十四、第二十五旅及“讨伐队”拒绝缴械投降，该部即向敌军发起进攻，后经冀东主力增援将其歼灭，俘其官兵三千余人。中路军解决了平泉一带伪军第十七旅，并在平原与苏军会师。此后向凌源、赤峰、朝阳前进，接收八座县城，俘伪军五千余人。

　　曾克林所率领的东路军于八月二十日出发，沿途冒滂沱大雨解决了石门寨、九门口等地伪军。二十七日，迂回山海关，到达绥中县属之前卫、中前所一线。八月三十日上午，在前卫以北之凉水河地区，东路军与由林西、赤峰经叶枯寿、凌源驰往山海关的苏军一个战斗分队不期而遇。

　　由于苏蒙联军是应国民政府之邀出兵，并没有与八路军有任何联系。参战部队也没有接到任何与中共军队合作的命令。苏联红军与曾克林部遭遇，苏方看到一支军容不整番号不明的中国军队，立刻停止前进呈包围队形逼停了曾部。

　　此时的苏军没有中文翻译，凑巧的是曾部也无人懂俄语。但是苏军帽子上的五角星告诉曾克林这是“自己人”，曾克林等人也费力地连说带比划，说道：“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我们和你们是同志。”怎奈费尽了口水，老毛子一句也听不懂，其蒙古族翻译也是半吊子，翻译水平极低，一脸的莫名其妙，苏军手中的枪始终没有放下。这时副政委唐凯令宣传队带领全体官兵高声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歌声响起，虽然中文歌词苏联红军听不明白，但这熟悉的旋律显然消除了语言的隔阂和国界的不同，听到这熟悉的旋律，苏军队伍里也马上响起了俄语的《国际歌》，唱着唱着，两支队伍误会尽消终于确认“我们是同志”，双方开始拥抱在一起，高呼着“乌拉，乌拉”。

　　带队的苏军将领是少校营长伊万诺夫。

　　此时，据守山海关的日军还没有正式投降。防守山海关的日军一千余人，另有伪军、伪警千余人。

　　山海关是八路军进军东北的咽喉要道，如果以步代车，至少需要半个月到二十天才能到达沈阳；而如果打开山海关通道，解决长城沿线敌人的阻挠，依仗便利的陆路和铁路交通，一两天就可到达沈阳。因此，曾克林与伊万诺夫协商，决定一同攻打山海关，打通华北到东北的大动脉。

　　为迫使守关日伪军投降，我军和苏联红军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

　　由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强大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我八路军已全面举行对日大反攻。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已向日本国下诏，接受无条件投降。现中国八路军和苏联两国强大军队，已兵临山海关城下，着派中苏两国代表，向驻山海关日军司令官送出通牒，命令驻山海关的日军、伪“满洲国”军接到本通牒后，限于本日下午二时率部于山海关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

　　日军拒绝投降。

　　日军不给八路军面子也就算了，竟然不给苏联红军面子。苏联同志两口酒下肚，一拍桌子，骂道：“干掉他！”

　　关东军素未与八路军交过手，不知其厉害，再者，山海关易守难攻，故而拒降。

　　若单靠步枪及血肉之躯，山海关的确难攻。但苏联红军不缺大炮，更不缺弹药，对敌阵猛烈轰炸。即使是天下第一关，也难挡炮弹轰击。

　　苏军炮声一响，我军立即发动攻击。

　　日伪军部队边战边撤，携带家属仓皇逃往秦皇岛。从黄昏战至夜间九点，战斗结束。毙俘日军二百多人，毙伪军五十多人，生俘伪军、伪警、伪政府人员数千人。缴获迫击炮五十多门，轻重机枪七十多挺，长短枪三千多支，子弹十万余发。

　　东路部队在山海关稍事休整和补充后，继续东进，于九月四日进入锦州与苏军会师。其间，消灭锦州地区伪军两个师。并由第十八团组成锦州卫戍司令部，控制了整个辽西战略重镇锦州。随后，曾克林、唐凯即率所部一部约四个连坐上火车向沈阳前进。当火车一路直下抵达沈阳车站之时，苏联红军守卫部队一见车上有这么多来历不明的中国军人，顿时戒备起来，于是立即封锁站台不让曾克林所部下车。曾克林立即带人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接头，办理放行手续。七日，苏军驻沈阳的第六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等会见曾克林、唐凯。苏方提出，由于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规定限制，沈阳要交给国民党政府，八路军不能接管。

　　曾克林并不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何物，想问问领导也不行。由于电台功率太小，部队一出关就与上级失去了联络。

　　曾克林不知道，他的行动已经与党中央的要求相左了。

　　鉴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延安刘少奇即按毛泽东临行前的部署，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

　　晋察冀分局并告山东分局、晋冀鲁豫分局、华中局：

　　1、苏联为了维护远东和平与受中苏条约之限制，必须将东三省交还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军队亦将进入东三省。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

　　2、但中苏条约中已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而红星报论文又复明确宣布，“中国惟一应走之路，乃进步与民主的发展。”如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的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都不通。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

　　3、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和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在我军不能进入的大城市，亦须尽可能派干部去工作。对红军可进行非正式的接洽，将情报通知红军，但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只要红军不做声，不坚决反对我之往动即好。但红军所坚决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红军在外交法律上为难。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

　　4、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之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但亦不要希望红军给我以帮助。一切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即应放手进行。

　　5、关于东北与热、察红军占领地区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一切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处理，并随时报告我们。晋察冀与山东均应派得力干部，带电台进到红军后方随时报告情况。

　　中央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九日

　　然而，曾克林却没有接到此命令，结果，中央要求“不要声张”，曾克林部却插红旗、贴标语；中央要求“不要坐火车进入大城市”，曾克林部却坐火车进锦州、沈阳；中央要求“用东北地方军及义勇军一名义，非正式进入东北”，曾克林部却佩戴八路军臂章，戎装整齐地进入沈阳；中央要求“不要勉强与红军接洽与联络”，曾克林部却早已与红军联络并共同作战。总之，凡是中央要求的，曾克林部一项都没做到，而且样样反着来。

　　苏联人耐着性子费尽了口水解释，可是曾克林依然是油盐不进，死活要进沈阳城。

　　曾克林带着一起挺进东北的张化东、刘云鹤等五名地方干部，带着参谋和警卫人员到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部（又称“城防司令部”）交涉。曾克林记述了八路军进沈阳的经过：

　　苏军沈阳卫戍司令是卡夫通少将 ，当他见到我们时，傲慢地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是谁叫你们来的？”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我们是遵照延安总部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收复失地，接管东北，维持东北秩序的。”

　　卡夫通又说：“根据 《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

　　当时，由于带来的蒙籍中国翻译水平低，没有翻译好。因此，卡夫通没有弄清我们的情况，发了一顿脾气，第一次交涉不了了之。

　　回到火车上，我和唐凯等同志商量，一致认为，虽然中苏条约限制我们的行动；但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合法军队，是坚持抗日的中国人民武装，有权进驻沈阳，接管东北，况且我们有中央二号命令，一定要和苏军力争。

　　第二次，我又找到了卡夫通进行交涉。向他讲了上述意思，在场的有马利诺夫斯基总部的宣传部长（中国通，对中国国情很了解），但卡夫通蛮不讲理，坚持不让我军下车。

　　这时，我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领导的部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部队，我们中苏两党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什么对我们发脾气？接着向卡夫通提出了抗议。但紧绷着脸的卡夫通两手一摊，仍坚持己见。

　　第二次交涉仍然没有结果。这时，我们的部队已在车上停留一天了，吃饭喝水成问题，甚至上厕所也困难。事不宜迟，下午三点左右，我和唐凯同志第三次来到苏军卫戍司令部。

　　此次，我们的态度都很强硬，见到卡夫通时，唐凯同志伸出手，指着参加革命后手臂上刺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比划着连声说：“毛泽东！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

　　我接着说：“现在，我们与你们交谈，不用中国翻译，用苏联翻译，以减少不必要的犯疑。”卡夫通表示同意，然后找来一个政工干部当翻译。这个政工干部，叫克拉夫钦科，很老练又很和气。

　　我们据理交涉：“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队伍，是执行朱总司令命令到东北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作战了，又在锦州与你们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 ”

　　我们的质问使苏军卫戍司令哑口无言，十分尴尬。

　　我们还说：“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莫斯科。”听了我们的意见，加上克拉夫钦科的正确翻译，苏军感到很有道理，但卡夫通又似乎感到为难，他和克拉夫钦科进行了商量，最后同意部队下车，但要我军驻到离沈阳三十公里外的苏家屯去。

　　尽管这种安排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还是取得了初步胜利。于是，我向部队发出了下车命令。这时，已近傍晚，部队接到命令后，行动非常迅速。近两千人的队伍一下集合得整整齐齐，干部战士身着一身黄军装，每人一个钢盔，子弹袋换成了子弹盒，上起了刺刀，每个连配有九挺轻机枪，队伍显得威武雄壮，我和唐凯牵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

　　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很快传开。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店员、市民冲破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军的阻挠，潮水般地涌向车站、街头。车站前面是一个广场，有四条大街通向市区。广场和道路上聚满了人群，附近的房顶和阳台上也站满了人群。当我军以整齐的四路纵队由西向东行走的时候，沿街两旁有三四万群众挥动旗子，高呼口号：

　　“不愿当亡国奴！”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抗日斗争胜利万岁！”

　　“八路军万岁！”

　　当时，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天动地，场面十分感人。有一个坏家伙（可能是特务）进行破坏捣乱，在车站附近扔了一枚手榴弹，炸伤了一个老百姓，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当场将他打死。十四年来，东北人民一直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吃的是橡子面，穿的是更身衣，多少人死在鬼子的刺刀皮鞭下，活着的人终于盼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当人们第一次看到自己的队伍行进在大街上的时候，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加入队伍一道前进。一位老大娘拉着战士的手说：“可看到你们了，可看到你们了！”

　　在队伍行进途中，约有近万名群众与部队并肩而行。苏军也派了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当苏军看到有这么多老百姓自发地欢迎我军时，非常震惊；卡夫通马上改变了原先怀疑的态度，派了两个上校，乘坐苏联吉普车追赶队伍，并在中途拦住我们，诚恳地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沈阳故宫东面的小河沿。”还说：“你们这个队伍不是一般的部队，不要走了。”

　　于是，我们在苏军两个上校的引导下 ，率领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八路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大东区小河沿驻地行进。群众夹道欢迎，一直送到驻地。直到夜里，人群还久久不愿离去。人们围在小河拾师范学校周围，一声接一声地呼喊口号，一直到天亮。这场面，这情景，感动得许多干部战士一夜没有睡。

　　第二天，苏军让我十六军分区司令部搬进原伪满市政府大楼，政治部搬进原日本宪兵司令部。部队仍驻在小河沿一带。至此，我们完成了挺进东北的第一步，了解到广大东北人民的人心所向，摸清了苏军对我进军东北所持的态度和立场。事实证明，这第一步是极端必要和重要的。当天，苏军卫戍司令部克拉夫钦科派人找唐凯同志到司令部去，友好地询问了我党我军的一些情况，以及党员在部队中的比例等等。唐凯同志向苏军介绍了我军在冀热辽地区坚持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情况，以及延安总部的二号命令精神。

　　九月七日，苏军派来两个上校到我十六分区司令部，对我和唐凯同志说：“斯大林、莫洛托夫来电报了，你们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部队，请你们两位将军到司令部去。”苏军驻沈阳部队，是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马利诺夫斯基指挥的苏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琴科上将、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还有各兵种军长等，第一次与我和唐凯同志见了面。当时在场的还有苏军驻东北的一位未透露身份的高级负责人。双方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会见后，苏方宴请了我和唐凯同志。

　　席间，苏军谈到，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你们，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及英美国家的限制，我们不得不这样做。我告诉苏军将领：“八年抗战，我们一直坚持在最前线，冀热辽是我们坚持战斗的地方。这次我们出关后，首先与你们会师。会师后，第一个配合你们作战，打开山海关的就是我们这支部队。”

　　唐凯同志补充说：“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一地区的斗争，所以我们才来得这么快。除了我们，其他人不可能这么快来到这里。蒋介石消极抗战，他的军队还在大后方，他们是不能这么快到这里的。”

　　我和唐凯同志还给苏军讲了延安总部的一号、二号命令。

　　苏军听了这些解释，脸上放出满意的微笑。特别是克拉夫钦科，听了我们的话后，很高兴地对我们说：“我们现在不叫你们将军了，称你们为同志，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我和唐凯同志也高兴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接着，双方进行了研究，苏军提出，从现实看，由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国民党接管东北似乎是合法的，共产党接管东北似乎是非法的。因此，建议你们对外最好不叫八路军，把八路军改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人民，就是代表中国政府，自治军，就是维持东北的治安和秩序。这样，自治军就不会受到条约的限制。我们可以在东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外交上也可争取主动。我和唐凯同志采纳了苏军的意见。

　　会后，我下令把八路军的臂章统统拿下，把我军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其任务是与苏军合作，肃清日伪残余势力，消灭土匪，维持社会秩序。改为自治军后，我们在名义上成了地方部队，照顾了苏军的处境，使国民党不便干涉，也方便了我们在东北地区进行活动。苏军对我们的合作十分满意，苏军远东司令部下达命令，凡佩戴东北人民自治军符号的部队，可以在东北各地活动，对他们的行动，不要阻拦限制。从此，我们这支首次进入东北的八路军部队就取得了有利的地位。

　　此后，曾克林部展开了一系列的接管沈阳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