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过后，沙岭守军停止了射击。四纵官兵以为敌人已逃跑，有的部队急忙冲向沙岭村。刚靠近鹿砦，敌军的子弹像冰雹般砸来，部队死伤枕藉。

　　四纵激战一夜，还是徒劳无功。

　　十九日清晨，二个营的国民党军从盘山赶来增援。四纵的情报失误，错以为敌援军是两个团。吴克华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四纵经过三个夜间和十八日白天的连续多次攻击，共歼敌六百七十四人，俘敌一百余名。守住沙岭的新二十二师不敢再在此停留，仓皇撤回盘山。慌忙之中，遗尸三百余具，有的尸体填埋在百姓的菜窖里。

　　四纵伤亡二千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阵亡八百一十人，冻伤七百七十八人。

　　此战，重庆宣传消灭“共军”一万五千人以上。

　　林彪对此战评价道：“沙岭之敌为新六军二十二师之一个团，我直接攻沙岭者为吴克华部五个团，在数十里内策应警戒者还有两个旅。此皆山东部队，过海后数月来在该处休整而未调动者，故有充分休整。但此次战斗结果仍不好，这一次证明了我们过去和现在及今后应采取的作战方针。此次虽然他们集中了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但同时又未将最精锐部队使用在主要方向，这仍表示有轻敌观念。”

　　纵队司令吴克华承认自己在作战指挥上没有很好地组织干部研究敌情、地形以及战术上应注意的事项。

　　在追悼会上，刚上任的副司令员韩先楚讲话，其中指出：“四纵不提高战术技术打不了胜仗，据作战部门的统计，我平均发射数百发（五百多发）子弹才消灭一个敌人，这怎么能不受到挫折？”

　　吴克华，江西弋阳人，十六岁当红军，当年就加入共产党，受方志敏影响较深，后参加长征。抗战爆发后，吴克华调山东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即是许世友。吴克华慎战，每役非利不动，非得不用，不打则已，打则必胜。

　　此战后，四纵司令员吴克华患了肺炎而病倒。比病痛更令其难受的是精神折磨。

　　四纵因此与新六军结下了“仇怨”，为激励将士，四纵编了一首歌谣：“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六军；菜心味甜营养好，消灭新六军建功勋。同志们大家来竞赛，看看谁是大功臣。”

　　为配合四纵沙岭之战，南满另一支队伍——三纵，在纵队司令程世才指挥下，将由辽中东犯的国民党军新六军新二十二师两个营，于二月十六日分别包围于徐家屯、六间房地区，经三昼夜激战，全歼徐家屯之敌第六十四团第三营，重创六间房之敌第六十五团第三营，使东犯之敌被迫停止进攻。此战，三纵歼敌五百余人。

　　闻知沙岭战斗伤亡六百七十四人，再闻徐家屯、六间房又被歼五百余人，躺在病床中的杜聿明“腾”地坐了起来，良久未语，又缓缓地躺下了，只是轻声地丢下一句话：“这个林彪不可小看呀。”

　　杜聿明心痛是可以理解的，新六军新二十二师是王牌中的王牌，打得鬼子嗷嗷叫的精锐，全副美式装备，足可以一当十。

　　集小胜为大胜，是共产党军队制胜之招。当初八路军对日抗战时没什么大战，然而，只要日军出据点，总会遇到八路军或游击队或地方部队，一交战，日军总有战损，或一具或几具，就像上山打猎一样，日军总要抬着“尸体”而回，没有一次是空手而归的。日军统计的结果是，这种战损是平均每日八十人。

　　作为集团作战的杜聿明需要时间慢慢适应解放军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战法。

　　正是此前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又陆续运送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军长孙立人）、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第九十三军（军长卢浚泉）抵达秦皇岛。

　　新编第六军、新编第一军，这是在印度受训的全美械装备师，经历缅甸作战、反攻印缅作战，战功赫赫，打得日军第十八师团无还手之力，因而成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

　　第六十军属滇军，是抗战时装备最好，战斗勇敢的一支军，在徐州战场禹王山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第九十三军是于一九四五年在原滇军暂编第十八师、暂编第二十二师基础上组建的滇军。抗战胜利后，卢汉亲率滇军第九十三军、第六十军进入越南的南定市，接受日军投降。后两军由越南经海路运往东北辽西地区，远离故土被迫参与内战。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进行整编时，以德械师第八十七师扩编为第七十一军，王敬久为军长。南京战役之后，当初最先加入淞沪战场的另一个德械师八十八在南京保卫战中损失惨重，加入第七十一军，宋希濂的德械师第三十六师亦加入该军，宋希濂任该军军长。至此，在淞沪战场作战勇敢，具有光荣历史的三个德械师全加入第七十一军。一九四四年六月，该军参加了滇西松山战役和中国远征军第二次入缅作战。抗战胜利后，该军由云南开往江苏，又由江苏海运东北。此时，军长为陈明仁，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

　　至此，国民党当局将其抗战精锐师几乎全投入东北战场，除第六十、九十三军为滇军外，其余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一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皆为中央嫡系部队之精锐。

　　国民党当局利用停战协议，利用美空运、海运，快速地进入了东北。

　　马歇尔一直希望把美国军政分离的理想引入中国。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期间，他不断向国共双方谈判代表传达一个讯息：中国应该遵循西方军事传统，建立一支国家的、不干预政治的军队；用以作为一支民主的军队，而不是争权的工具。

　　由于无法收编共产党军，蒋介石只得再玩北伐后伎俩——整编，借整编军队削弱对手、提升自己力量。

　　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方共同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即“整军方案”。按照这个方案，中共部队在十八个月内编成十个师，为国民党部队五十个师的五分之一。

　　《整军方案》确认了中共武装合法，但是中共武装已被压缩到极小数量、被压缩到极小地域，且被完全融于国民党军队之中。

　　政治民主化，军事国家化，这是抗战后，中国避免内战的根本出路。

　　周恩来在整军方案签字仪式上高度赞扬此方案，认为：这一方案的实施，将使十八年来武装纷争的局面为之改变，将为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将使中国走入近代工业化的国家。

　　《整军方案》签署后，国民政府迅速进行整编复员，拟定保留军队的表册，和最初两个月部队复员的次序，并将表册送达军事小组。为有效率地进行整编，编制了《三十五年度国军部队整编实施方案》，计划将现有步兵八十九个军，二百三十九个师（青年军三个军八个师在内，中共部队除外），骑兵二个军，十三个师，在一九四六年三月起至次年二月止，整编为步兵九十个师，编余官兵，分别退伍或转业。

　　按照以上整军方案，那么国民党军要裁掉三百多万人，只能留下一百一十万人左右的兵力，实力大损。为此，国民党方面创造出了整编师。

　　整军方案只规定了九十个师的数量，并没有规定一个师可以有多少人，因此国民党方面玩起了文字游戏，把军级单位的番号整体下降一级。军变成整编师，下辖三个整编旅；师变成整编旅，下辖二个实编步兵团；两个实编步兵团由标准师的三个步兵团组合而成。结果，一个整编师，即辖三个整编旅，六个团，人数是标准师的二点五六倍，约为二至三万人不等，如整编七十四师人数就达到三万二千人。

　　至一九四六年七月中原大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已将五十四个军整编成师，其余三十六个军因正在战斗中，无法整编。

　　国民党遣送回乡的主要是游击部队和自新部队（即伪军），总计复员之军官约十四万人，士兵约二百余万人。

　　蒋介石就用这种瞒天过海的招数，采取“要兵不要官”的策略：把非嫡系的游击部队、收编伪军的士兵直接补入中央军嫡系序列，完整保留了蒋介石的核心精锐力量，达到了排挤异己的目的。

　　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此时国家残破，百废待兴，工商农业凋敝，社会根本无法容纳这失业大军。编余军人连回家路费都不够，更勿论安家费用了，因此怨言颇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这样的话：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爷去当八路。

　　借整编去除杂牌军，是蒋介石最重要手段，这比处理云南“云龙”要轻易多了，这个手段在美国庇护下，既合理又合法。国民党整军的结果，不是把军队国家化，而是把军队蒋家化。

　　中国共产党方面，签署了《整军方案》之后，遵守协议进行了精兵简政。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以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和华中分局三处的兵额最大，百姓负担极重，指示：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个月内外完成。被精简人员有计划的妥善地分配到农村生产中去。第一期完成后，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要求各局根据情况，照顾复员人员，供给粮食、衣物和安排工作，对老弱疾病残废之人员、烈士遗族，均有抚恤办法。

　　同时进行整军复员，国民党歧视编余人员，没有妥善照顾他们的生计，因此失尽军心；共产党尊重复员人员，尽力照顾，因此赢得军心民心。

　　蒋介石在明知内战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为何要整军呢？

　　一个方面，国民政府确实负担不起这庞大的军队；另一方面，国民党以往内部派系之斗争惨烈尤让蒋介石胆战心惊，且这些地方派系军战斗意志不强，战斗过程中很容易就投降，变相为中共部队提供给养；最后一点，此时蒋介石信心爆棚，他认为，以美械师的战斗力，八个月就可以解决中共军队。而陈诚的看法是，不需要八个月，三个月就足矣。

　　当然，恐怕有一人对蒋介石施加了很大影响，这个人不是马歇尔，虽然马歇尔极力压迫国民党裁军。

　　这个人是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侵华日军向中国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冈村宁次不但幸逢蒋介石的“不念旧恶，以德报怨”，而且代表中国战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主官，竟是他的中国好友之一的何应钦。何应钦跟冈村宁次曾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校友，而且私交颇深，曾代表蒋介石与日军妥协，签署《何梅协定》，成为人所共知的亲日派。诚如冈村宁次后来在回忆南京签降时所说的，“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将军投降，颇有安全感、轻松感。”

　　按理，在神圣的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典型的动作应是双手托起曾经指挥官兵屠杀中国人民的军刀，面向受降的中国将领鞠躬，然后拱手将军刀上交，这也是投降的标志。然而，在南京受降仪式上，冈村宁次却没有交出军刀，成为令目睹受降大典的中国人和盟邦友人的最大遗憾。

　　原来，国民党还需要冈村宁次佩戴军刀指挥作战——对共产党军队的作战。

　　按盟军统帅部规定，投降一方向受降一方行三次礼，受降一方均不回礼。然而，当日方的小林参谋总长向何应钦呈交降书敬礼时，一向对日军奉若神明也自甘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何应钦，居然起身答礼，引起一片哗然。

　　如此一来，中国十几年抗战而获得的唯一尊严，就这样被何应钦作为私谊赠送给日本人了。

　　蒋介石之所以刻意安排最亲日媚日的何应钦去受降，就是要通过何应钦向被打败的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表示亲近、友好，使其为己所用，结成反共盟友。

　　十二月十三日，由重庆飞抵南京的蒋介石立即派人通知冈村宁次来陆军总部会见。上午九时半，冈村宁次按时到达，蒋介石面带微笑接待了这位特殊客人。

　　作为回报，或不安好心，冈村宁次专门为蒋介石、何应钦撰写了一篇《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的军事论文，阐述国共军队的战略战术和作战特点，建议国民党军队如何利用共产党军队的弱点，采取特别战术予以应对。

　　这部论著就像传说中的《葵花宝典》，神秘不知下落，蒋介石获之就如岳不群偷得“辟邪剑谱”一样，躲在闺房里暗练起来。

　　从冈村宁次指挥作战思想来看，他一定会建议蒋介石，不要用杂牌军来打共产党军，中央嫡系部队才是最有力且最可靠的力量。很显然，冈村宁次从八路军发展历程一眼看出，共产党军从中央嫡系军手中夺取武器并不容易，而从杂牌军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则易如反掌。

　　因此，整编军队并非是被迫的，而是蒋介石主动行为。

　　至于东北，根据日本人历来所持“宁失本土，不失满洲”的角度来考虑，冈村宁次一定是建议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占有东北。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九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宣布，在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冈村宁次被列为战犯，驻日盟军总部几次照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宁次遣送日本受审。冈村宁次自知罪孽深重，死刑在所难免，终日忧心忡忡。为使冈村宁次免受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蒋介石召集军政要人商讨对策。几经斟酌，蒋介石最后拍板，借口遣返工作尚有许多事情未了，仍需冈村宁次留下处理。实际上，蒋介石将冈村宁次留下，作为秘密高参。

　　此后，蒋介石一系列军事行动都可以看到冈村宁次思想影子。

　　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依据政协决议巡视全国各地停战区域，确保停战令执行。三月五日，三人返回重庆，计划下一阶段任务是达成东北停战协定。恰此时因马歇尔赴美述职，于三月十一日离开重庆。

　　也就在周恩来重返重庆前一天，被关押达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被国民党当局释放了。不仅父女相见，而且叶挺还见到了亲爱的战友们。

　　那一晚，周恩来和叶挺畅怀痛饮。

　　此时，国民党进入东北的军队已经达到七个军，且苏军正逐步退出东北。马歇尔的离去，让蒋介石大喜。此时的蒋介石就像孙猴子的头上少了一个金箍圈，张嘴就一个词，“打”。 国民党在军事优势下攻城略地、步步紧逼，东北民主联军则节节败退。

　　林彪需要一战阻止国民党进攻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