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家熟悉的高个子，轻快地走下从中国来的飞机舷梯，满脸风尘仆仆，也洋溢着耀眼的光彩。到这一时刻，美国特使马歇尔前往重庆再返回华盛顿，恰好差不多是三个月。

　　走向等候着的妻子，他像孩子一样咧开嘴笑，亲切地吻了两下妻子，再依次与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然后，他匆匆离去，坐上一辆黑色的长帕卡德轿车，向白宫汇报二战结束以来一个美国人所从事的最有意义的使命。

　　他目睹了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备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如今仍处在内战的边沿，他离开时，留下的不是和平，但已停战，仍存有希望。他在这一拯救工作中所付的努力，中国人会——的确是热诚地——感谢他。美国和世界应该感谢马歇尔所从事的相当重要的服务。这是美国的民主力量、原则、威信，在战后的一项重大事件中，第一次被用来作为建设和完善的模式。（引自《时代》，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负责调停国共关系的马歇尔有一句不令人相信的话，“如果不成功，美国将全盘退出。”

　　对于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同志，蒋介石根本不相信马歇尔这句话。

　　然而令人难以相信的是，那位农场主出身的杜鲁门总统，却对马歇尔极为信任和尊敬，称他为美国最伟大之人。

　　三个月后，当马歇尔重回中国时，内战濒临爆发。

　　马歇尔警告蒋介石，如果内战爆发的话，他将建议美国对国民政府全面实施武器禁运。见蒋介石半信半疑的态度，马歇尔直言相告：“我不仅能说服杜鲁门总统，而且我能说服英国政府。”

　　蒋介石依然是半信半疑，因为他实在不相信一位退休老干部有如此能量。

　　尽管美国人永远不承认，但是，美械装备给了蒋介石及其将领们无比的自信，推高了他们用军事手段解决中国问题的信心和决心。

　　按照一般说法，内战爆发是以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原部队开始突围为标志。在马歇尔进行军事调解的同时，美方继续按照抗战期间的协议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军援，并以飞机帮助运输国民党军队至各战略要地，这些做法，激怒了中共，也彻底终结了中共与美国的交往。

　　马歇尔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不得不继续支持国民党，处处被蒋介石利用；另一方面，他支持民主、支持和平解决中国问题，却对共产党抱有戒心和不信任感。

　　当发现自己已经无法阻止中国内战之后，为兑现自己的诺言，马歇尔以自己老炼的政治智慧，推荐了原燕京大学校长、中国土生土长的美国传教士后裔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一八七六年出生于中国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小时回美国弗吉尼亚州读书，接受美式教育。一八九九年，司徒雷登进入神学院，三年后成为牧师。一九零四年，司徒雷登结婚后携妻子回到杭州，学习汉语，跟随父亲到中国许多地方布道，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此后，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执教，为希腊文教授，后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

　　义和团烧毁了美英教会创办的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校舍，创办者后来计划重建，将其合并为一所大学。但在学校名称和校长人选上分歧很大，后来达成妥协方案：选一位局外人任校长。非常了解中国，且学养出众、声名远播的司徒雷登，成为在华美国人公推的校长人选。

　　司徒雷登接过了这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他骑着毛驴为新学校选址四处奔波，为筹集办学经费四处化缘，用传教的虔诚和毅力，在北京西郊建起了一座像园林一样优美的大学。

　　这就是燕京大学。

　　由于司徒雷登出色的建设和经营，燕京大学的知名度和学术水平迅速提升，短短十多年，已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在三十年代，就已经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日军进入北平。此时，北平各大学已经纷纷撤离了，唯有燕京大学依然存在，且正常开学。

　　日本人羡慕燕京大学，要求日本学生进入学习，司徒雷登答应了，但是条件是必须参加考试，合格后方能进入学习。高傲自大的日本人接受了这一挑战，结果是，没有一个日本学生能考入这所学府。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雷登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关在集中营。日军希冀利用司徒雷登作为与美国和蒋介石政府讨价还价的人质，同时也是对燕京大学不接受奴化教育的一种威胁。但是，日方没能让司徒雷登低头，他宣布已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他信仰的上帝和他热爱的中国。

　　一九四六年，七十岁的司徒雷登从教育、神职事业退休，准备好好享受一下平凡人的余生。

　　马歇尔与司徒雷登并无交往，仅仅在蒋介石夫妇介绍下见了一面，两人进行了长谈。司徒雷登像神父一样耐心地听着马歇尔对调解国共关系的烦恼。

　　两个月后，司徒雷登突然接到了来自马歇尔的邀请，请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这一决定，不仅让蒋介石大惊，也让司徒雷登本人大惊。

　　司徒雷登虽然没有任何驻外大使的经历，但是国共阵营中都有司徒雷登的学生。马歇尔推荐司徒雷登出任大使的理由是，“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五十年来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乃西方世界最后的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他。”

　　但马歇尔真正的想法也许是，只有上帝才能化解国共两党矛盾了。

　　蒋介石一方面不愿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因为毫无政治背景的司徒雷登不利于国民政府从美国获得援助。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司徒雷登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更容易沦为傀儡大使，不至于过多干涉中国内战。所以，蒋介石对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一职，没有反对。

　　七月十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了对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的任命。

　　消息传来，司徒雷登确切地意识到，马歇尔随便要什么，都会得到美国人民的同意。

　　七月十一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

　　马歇尔希望和司徒雷登联手能阻止中国内战爆发，甚至抛弃外交礼仪，对蒋介石说道：“华北的冲突不久就会完全失控，一旦它蔓延到热河省，就会波及满洲，然后扩展到全国各地。”听到这，蒋介石无动于衷，这是他早预料的，甚至是他所希望的。马歇尔继续说道：“我从多方面所获得的情报表明，国民党的威信严重下降，对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措施的批评也与日俱增。”

　　翻译迟疑着，蒋介石不满地看了他一眼，翻译才将马歇尔的话一字不差地翻译出。

　　蒋介石的表情无比僵硬，内心非常生气，但是忍着。

　　新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话更让蒋介石生气。司徒雷登对蒋劝告道：“如今唯一的办法是重新赢得民心！”

　　蒋介石以皮笑肉不笑的表情问道：“大使先生，请问该如何赢得民心？”

　　司徒雷登答道：“请将六月间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逮捕的一万三千余名反内战的工人、学生和市民一律无条件释放。”

　　蒋介石说道：“这些人是受到中共的蛊惑，肆意诬蔑政府。”

　　马歇尔说道：“反对内战，并非完全受中共影响，中国人民不愿意内战。”

　　司徒雷登补充道：“而且承受不了内战。坦率地说，莫说中国普通人民，就是我，我都承受不了当下生活压力。物价已经高涨到令人难以承受的程度。”

　　蒋介石狡辩道：“这是共党捣乱的结果，只要戡乱一结束，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马歇尔说道：“恕我直言，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国民政府对沦陷区的不当政策造成的。”

　　蒋介石极为恼怒地看着马歇尔，说道：“将军不妨更加直率些。”

　　马歇尔耸了耸肩，无奈地说道：“沦陷区经济本来就脆弱，人民生活本来就困难，现在政府的法币与沦陷区的伪币之间的官方比价为二百比一，这无疑是一种摧毁。”

　　司徒雷登说道：“年初，上海的米价为每担六万元，现在已经涨到五十万元，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三万倍！”

　　马歇尔趁机说道：“停止战争，才能遏制这一趋势。”

　　蒋介石十分坚定地说道：“中共部队扰乱地方、扰乱交通，这才是问题之根源，这一根源不消除，国无宁日。”

　　见争执愈烈，司徒雷登只好以传教士的口气劝说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委员长应以周天子一样的胸怀来统领中国。”

　　这次谈话的结果，蒋介石对司徒雷登的评价是，中国式老学究的陈腔滥调！

　　也就在此间，云南发生了一次摧毁民主的严重事件。

　　自从蒋介石将云南王云龙削除权力之后，设立云南警备司令部，直属国防部，以统辖云南军政。

　　云南警备司令初为关麟征，因处置学生运动不当被调职，由霍揆彰代理总司令一职。

　　六月，国民党当局在昆明散布谣言，说民盟企图勾结地方势力在云南组织暴动，夺取政权，说什么民盟中委、民盟云南省支部委员、著名民主斗士、“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已“奉中共之命，携巨款来昆明密谋暴动”，而民盟中委、民盟云南省支部委员、著名诗人闻一多“组织暗杀团”等等。云南省警备司令部接着就派兵查抄几家进步书店与进步人士住宅，整个昆明风声鹤唳。

　　在这一派白色恐怖气氛下，民盟云南省支部不顾形势险恶，于六月底接连三天召开会议，由李公朴、闻一多和楚图南主持会议，向社会各界说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民盟“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暗杀、暴动不是我们所做的事，而是我们反对的事”，揭穿国民党当局的造谣污蔑。

　　李公朴在会上大声疾呼：“内战万万打不得，大家反内战的声音应该喊得更大些！”

　　闻一多说：“我们过去那种严守中立的超然态度是自欺欺人，再不能做袖手旁观或装聋作哑的消极中立者，要站出来明是非，辨真伪，要以民主为准绳，要和平，要民主，反对内战。真正的力量是人民，民主同盟永远深信人民的力量，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

　　会后，民盟在昆明开展了呼吁和平的万人签名运动。一时昆明全城群情激昂，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争取和平民主的群众运动。

　　七月十一日，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

　　李公朴被害后，民盟中委闻一多冒着生命危险，组织李公朴治丧委员会。此时，有人劝闻一多避一避，他却大义凛然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

　　七月十五日，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在云南大学召开追悼会。

　　为了安全，并没有安排闻一多发言。

　　当闻一多察觉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王子民、昆明市城防司令部特务组组长蔡文棋等特务混在会场中进行监视时，大骂这些狗特务后要他们“站出来”，指着特务，愤怒指责：“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万的人民！告诉你们，我们力量大得很！多得很！正义是杀不完的，真理永远存在！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样，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追悼会后，闻一多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

　　下午五时，记者招待会结束，闻一多和他的儿子闻立鹤一同步行回家。当父子俩走到西仓坝西南联合大学教职员宿舍门口附近时，埋伏在此的特务李文山、汤时亮等在尾随闻一多而至此地的王子民、蔡文棋的指挥配合下向闻一多开了枪。西南联大学生闻枪声赶来，将闻一多父子送进医院，伤势过重的闻一多不治身亡，闻立鹤幸免于难。

　　李、闻被杀害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应，声援民主战士的唁电如雪片发来。

　　七月十八日，民盟主席张澜致电蒋介石，严厉谴责国民党特务杀害倡导民主、主张和平的李公朴、闻一多，其凶手敢于横行无忌，如此放纵，“必有背景”，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对全国特务机关及制度，应予以彻底废除；二、严令负责机关，必获主凶，依法惩治；三、全国和地方治安机关，保证今后不再有此类之事发生，否则无论何人，认真从严彻惩。

　　同时，民盟总部发表书面谈话，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并表示：“我们民盟对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而有所恐怖与退缩，我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地向前猛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

　　民盟中央秘书长梁漱溟以民盟发言人的身份发表书面谈话，指出：“李闻两先生都是文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以言论号召外无其他行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宪政民主的话，不要再说，不要再以此欺骗国人。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这样，我却无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这颗枪弹，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

　　七月二十二日，民盟政协代表抗议国民党政府以暴力残杀无武力之在野党派，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派出公证人员，与民盟所推派之人员同赴昆明，调查惨案真相。

　　在全国舆论压力下，蒋介石派遣内政部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飞往昆明追查谋杀案，又打电话给在上海准备启程赴湖南衡阳接任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处长的程一鸣，速赴昆明协助唐纵。程一鸣抵昆明后，唐纵责成程一鸣主办此案，会同云南省警务处处长李毓桢、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研究制定侦破方案。程一鸣等根据省警务处、市警察局提供的闻一多被暗杀经过和有关材料，经现场查勘、各种遗留痕迹和罪证的搜集、各方人士的指证等综合分析，判断闻一多被谋杀案是云南省警备司令霍揆彰指使特务所为。

　　但事情追查到霍揆彰时，霍揆彰的回答令唐、程二人大惊：“杀李公仆一事，乃奉委座令。”霍取出了蒋电令“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

　　但霍揆彰矢口否认指使杀闻一多。

　　正是因为杀李公朴乃蒋下令，而杀闻一多则不是蒋指令，因此，程一鸣决定借闻一多案大做文章，以掩盖暗杀李公朴的真相。

　　程一鸣遂向唐纵建议：将破获闻一多案的经过详细电告蒋介石，说明此案属军人行凶，全国警察总署不便过问，应由中央宪兵司令部派人来昆明捉拿凶手审讯；由唐纵与霍揆彰面谈将实情相告，由霍揆彰将枪杀闻一多的经过报告蒋介石。唐纵接受了程一鸣的建议，由保密局设在昆明的电台发报给蒋介石后和霍揆彰协商处理善后事宜，决定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暗杀行动暂时停止。

　　霍揆彰召集王子民等开会，布置舍几个人的性命造成恐怖气氛，嫁祸于中共人士。会后，王子民布置稽查处三科科长徐绍阶：把稽查处上慰督导员谢诚、文书袁渊弄到城外枪杀，在报上发布消息，污蔑是“共产党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后的又一‘血案’”。随后，由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参谋刘淑琬主持召开追悼会。

　　这种“狗咬狗”的伎俩，结果引起了社会更大公愤。

　　八月三日，梁漱溟、周新民受民盟总部委托赴昆明调查。他们在民盟云南省支部及美国领事馆等方面配合支持下，克服国民党特务设置的种种障碍，进行着艰难调查。

　　见美国已经介入此事，蒋介石急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等到昆明。经顾祝同、冷欣、张镇、唐纵和云南省主席卢汉商讨，为避免对全国人民更大的刺激，不公布李公朴案，只公布闻一多案。商讨的意见由顾祝同敲定，派冷欣到庐山牯岭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作出“照办”的最后决定。

　　宪兵司令部警务处处长周剑心和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共同编造了一个假案，说宪兵李文山、汤时亮等激于义愤跟踪闻一多父子到西南联大宿舍门口拔枪击毙，和政府毫无关系。宪兵司令部提出宪兵李文山、汤时亮为凶手，公开军法审判定罪。王子民出面说服李文山、汤时亮自请扣留。王子民请人为李文山、汤时亮编好口供，呈送蒋介石审查。蒋介石提出以稽查处特务的名义不好，应改为特务营的一个连长、一个排长比较妥当，王子民等不得不第二次编口供。公审前，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参谋刘淑琬对李文山、汤时亮说：“你们出庭接受审判要配合，在执行时会另外找人替代你们。”

　　八月十五日，谋杀闻一多案在昆明公审，判处李文山、汤时亮死刑。执行枪决后，在全国各报刊登公审经过。

　　假案公审后，蒋介石唯恐假案被揭穿，下令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暂将稽查处行动特务软禁起来，王子民等暗杀组全体人员被送大理第二军羁押。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昆明市警察局局长龚少侠被撤职。

　　李、闻血案就这样被遮掩而过。

　　此间，国民政府无视和谈，将战越打越大，越打越广，且扼杀民主，忍无可忍的马歇尔终于动用了他的最后一招，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美国对国民政府武器禁运，这是逼迫国民政府重回和谈、走民主化道路的唯一办法。

　　杜鲁门下令，自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到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美国对国民政府武器禁运。

　　不仅美国，英国、加拿大也随之对国民政府实施武器禁运。

　　十月一日，马歇尔对司徒雷登说，他认为国民党是在利用他作为掩护，以继续进攻共产军。那一天，马歇尔致函蒋介石说，除非找到协议的基础以终止战争，否则他将向总统提议将他召回，终止其调停的努力。

　　此时，蒋介石天天收到的都是国民党军攻城略地的胜利消息，全然不在乎马歇尔的警告，甚至巴不得马歇尔早点回国，别在这碍手碍脚。

　　至一九四六年秋，从中原突围开始算起，国共双方进行了四个月的战争。

　　在四个月战争中，共产党军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三十二个旅，其中包括一部分美械装备的部队，连同被歼灭的非正规军，总数达三十万人。其中，起义、被俘的和毙伤的约各占一半。四个月中，共产党武装力量损失兵员十二万人，其中负伤的占九万多人。

　　在四个月战争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一百五十三座，其中包括张家口、菏泽、淮阴、安东等解放区中心城市。共产党军只收复或攻占了四十八座县城，丢失了一百零五座县级以上城市，包括大片土地。

　　战争之初，蒋介石共有正规军八十六个整编师（包括未经整编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战争第一个月即一九四六年七月，动用了六十八个整编师、一百九十三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二十六个整编师七十二个旅。到战争第四个月即十月，蒋介石动用的兵力增加到七十三个整编师二百零九个旅，其中担任第一线攻击任务的是四十三个整编师一百一十七个旅。在投入内战前线的二百零九个旅中，不得不以百分之四十四的兵力，即八十二个旅，用于“清剿”他们日益扩大的占领区，相应地减弱了用于第一线进攻的机动兵力。

　　蒋介石继承日军战争观点，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现代作战，“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动脉”，所以，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控制都市。现在，在占领解放区一百零五座城市后，他以为自己已取得重大胜利，他的战略目的已接近实现。至于损失的三十万大军，蒋介石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属于正常战损，而弥补战损的手段就是抓壮丁，因此，在十月十日便下达恢复征兵制的命令。

　　就像日本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后，就认为已经成功一样，国民党当局也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因为中共掌握的唯一像样一些的大城市只有哈尔滨。

　　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傅作义部占领中共华北首府张家口的当天，就宣布在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还政于民。

　　国民大会根据孙中山“权能分治”的理论设计。孙中山认为，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政权(简称“权”)，政府有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项治权(简称“能”)，权和能应当分开，才可以做到既保障人民权利，又提高政府效能。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人民无法直接行使政权，所以孙中山设计出一个叫国民大会的机构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人民先选举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再选举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行使治权。